我的童年是在一座大山里度过的，那是一个偏僻的部队山区驻地。它坐落在大山深处，再往里走，就不再有人烟了。刚到的时候，我们家在山上连队，后来随着爸爸职务的升迁，我家从山上到山下，从山下到家属院，从家属院住一间房到住四间房，与此同时，家属院也经历了从繁华到衰落到凄凉，从人声鼎沸到悄无声息的变化，我身边的小伙伴也从一群到几个再到我一个，而从我以后，就几乎不再有了。 
    自这支部队在备战备荒的年代组建，爸爸就来到这里,当他踏进这支部队大门的时候，相信他也不会想到，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都将全部留在这座大山深处，二十八年军旅生涯中的绝大部分时光都将奉献给这支和平年代默默无闻的部队，在那一排军功章的背后，留给他的还有诸多足以让他后半辈子要命的伤痛。 
    大山是闭塞的，大山也是丰富的。它在将我们与现代文明几乎隔绝的同时，给了我越来越强健的体魄，也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快乐。春天，草长莺飞，梨花、桃花、杏花、杜鹃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野花，五颜六色，竞相开放，漫山遍野；夏天，山外骄阳似火，山里却清爽异常，排洪沟里泻下来的雨水清清凉凉，干干净净，我和伙伴们穿着凉鞋几乎可以一路淌着走到学校，每逢雨后，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草味花香，沁人心脾；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大山慷慨地给予了人们丰厚的回报，各种瓜果梨桃堆满了农家小院；冬天，山上散落的干柴、木头、松枝给我们带来了一冬天的温暖。一年四季，我和小伙伴们在山上山下，房前屋后，以旺盛的精力，穿梭其间，乐此不疲。那时的我，常想山外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孰不知，在大山中度过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成了我一生中最快乐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当离开她15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重新回来时，我已经是一个7岁孩子的母亲，房子的门窗都已被石头堵住，郁郁葱葱的果树悄无声息地长满了所有院落，耳边仿佛一直回荡着昔日大院里的欢声笑语，眼前却已物是人非，站在曾经的家门口，终于忍不住潸然泪下。 
    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单调的部队大院生活中，有些人和事总是无法忘怀的。在部队里最热闹的是过年，大年三十军人和家属集体会餐、联欢，偶尔拿信号弹代替烟花，让我们感到了与地方过年的与众不同。大年初一互相拜年，军人一帮、家属一帮、孩子一帮，东家进、西家出，见得最多是笑脸，感觉脸上的肌肉都酸了。最开心的是放电影，因为放电影等于是部队集合，人最多也最全，放电影前部队要唱歌，歌声嘹亮，场面热烈，座位也泾渭分明，中间是军人，西侧是家属和孩子，东侧是老百姓，不管人多少，三类人从不越位。记得勤务连有两条军犬，一黄一黑，毛色发亮，威风凛凛，只是据说那只黄色的犬有些近视，站起来比我还高，我总是躲得远远的。警卫班还养了一头军骡，专门用来从山下往山上运送日常物资，偶尔也成为家属和孩子们的拉脚车，倍受喜爱。可惜一天夜里从营门跑出去被当地老百姓用红缨枪头扎死了，最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它居然忍痛跑回营区，绕操场跑了一圈，又在警卫班窗下逗留了许久，所到之处血迹斑斑，可惜战士们只是听见动静没有人出来，它又往山上连队跑，终因失血过多倒在了汽车连的院里。军骡的死引起了部队从上至下极大愤慨，虽然后来向公安局报了警并根据血迹直接抓住了凶手，但当地军民关系一度非常紧张，在学校两拔儿孩子也觉得相看两厌。 
    让人感到最紧张的是部队战备，看着一辆辆的军车鱼贯而出，军人们的背包整齐地码着，不分白天和夜晚，一声令下，随时出动。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中越边境激烈对峙的时候，经常有侦察部队来山里拉练，家属和孩子们大气儿也不敢出，甚至有的家属开始偷偷哭，那段时间，大院里安静极了，再也没有一家两口子吵架的。最难过的是每年老兵复员的时候，全体军人、家属和孩子都来为转业退伍的干部战士送行，每年一次，它折磨的是人的意志，考验的是人的脆弱的神经。我现在简直无法想象爸爸离开他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这支部队那天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那天我和妈妈没有到场，也不敢到场。听叔叔们说，部队给予了爸爸从未有过的最高礼仪，而几乎十年后爸爸重回老部队时，这支部队同样又用最高礼仪欢迎了他。时至今日，这块土地仍是我们全家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即便是爸爸病重之际，谈起它，他的脸上就显出异样的光彩。我知道，它已经溶入了爸爸的血液，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生命中了。 
    小学六年级赶上部队大裁军，我离开大山，住进了县城新的部队驻地，是一个教导队，主要负责新兵训练和各种集训。在县城这六年里，我看到了兵之初的艰苦历程，看着一张张比我大不了多少甚至是同龄人稚气的脸，看着他们冻得红肿开裂的双手，看着他们用背包带拉着跑5公里；看着他们因极度疲劳任班长怎么拉也坐在地上不动弹的样子；看着他们因家长来队探望，在训练场上千人的队伍前相拥而泣；看着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而参加授衔仪式的喜悦，听着拉歌赛上那排山倒海似的歌声。火热的部队集体生活时刻感染着我，使我一度曾有过放弃学业当兵的冲动，只是后来军装换成了税服，我那距现实只一步之遥的梦想只能一遍遍在梦中回放了。 
    每逢假期，我就会跟爸爸到山里的部队住上几天，白天爸爸上班，我在部队大院和附近的山上游荡，有时也去以前住的家属院里玩儿，所不同的是那里住的多是临时来队的家属和孩子，极少有随军家属了。到吃饭的时间，我就去干部灶吃饭，有时把饭打回宿舍吃，做饭的大伯偶尔偷着给我加点儿菜，埋在饭里，我从来不敢让爸爸知道，因为从小他就教育我，绝不能沾公家的便宜。至今我对大伯做的面食和拌的小咸菜记忆犹新，念念不忘。军人们吃饭的速度太快，我刚吃了一半儿，食堂几乎就已没人了，没办法，我也紧往嘴里扒拉，大概现在我吃饭的速度就是那会儿练出来的。上大学时胃口不好的同学经常和我坐一桌吃饭，说看我吃饭，食欲大增，上班后同事们跟我在一起吃饭，经常让我慢点吃，说跟我吃饭要么吃不饱，要么就会被噎着。没办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小女子的斯文对我来说，还真是没法儿学。有一天在宿舍里百无聊赖，我打开抽屉一阵乱翻，突然翻出了一把仿真枪，正在摆弄，做饭的大伯偏巧从窗前经过，我恶做剧地抬起枪瞄向大伯，大伯吓得迅速闪向一边，动作之灵敏与他那胖胖的身躯实在是极不相称，后来挨了爸爸一顿狠训，我知道了部队里有一条规矩：枪口不能对人。 
    自从爸爸提了职，出差的机会也渐渐多了起来，我对大城市的认识是从面包开始的。爸爸每逢出差，买的东西就只有两样，面包和衣服，而且都是用纸箱装回来的。那些面包真好吃，我总也吃不够。衣服全是妈妈和我的，而且一般都是同一款式不同颜色不同号码，买两件。从那时起直到我参加工作，我穿的衣服几乎全部是爸爸买回来的。我和妈妈说，只要爸爸出门，保准儿像个服装批发商一样回来。不过不得不承认，爸爸买衣服确实有眼光，最难能可贵的是居然两个年龄段的人穿上能有不同的效果。我爱吃糖葫芦和烤地瓜，每次爸爸上街也不忘给他宝贝女儿买回这两样东西，于是，部队大院里就出现了可笑的一幕：一位肩扛两杠三星儿、军服笔挺的校官一手里举着糖葫芦、一手拿着烤地瓜走在营区路上，来来往往的干部战士都在窃笑，后来爸爸很快改成骑自行车上街，把东西往车筐里放，才逐渐挽回了“高大”形象。有时跟爸爸出去，经过门岗时，哨兵都要举手敬礼，我下意识地要离开爸爸几步之遥，等哨兵把手放下再通过，每次骑车经过大门口，即使大门敞开，我都要下车，推车经过，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种礼貌，也是对哨兵的尊重。现在，有时走过部队营区大门，我至今都在怀疑，干嘛部队总把“哨兵神圣不可侵犯”的牌子放在门口，不知它是在考验国人的智商还是国人真的没素质。 
    部队大院就是一个大的训练场，长期有战士在训练，大门外也长期有老百姓围观。那时开始懂得羞涩，青一色的年轻战士组成的队列旁穿行，我几乎都是低着头，行色匆匆，可偏偏有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新训班长们爱开玩笑，故意利用新战士的队列挡住我的去路，在一阵善意的哄笑中，我也无可奈何，只好尽快逃离。有时在大院里走路，我不经意间把手抄在裤兜里，也会招致值班年青干部的一顿教训，虽然我反驳他：我又不是你的兵，凭什么管我？但事后想想他教训得有道理，也就慢慢改正了。最难堪的一次是我在中午放学后，手里拿着一袋杏肉边走边吃，迎面碰上一群首长，可能正在等待开饭，做饭前散步，离老远儿看我走来就大声训斥：“那是谁家的丫头，怎么边走边吃，真不象话！”恰巧其中的一位参谋长认出了我，悄悄地对他说了几句话，他才不再接着训我。我狼狈极了，低着头红着脸走了过去，回家气得我哭了一场，可爸爸一点也不帮我说话，反而又教训了我一顿，告诉我在大院里出入，虽然不是军人，也要自觉遵守规矩，边走边吃总归是个坏习惯。直到现在，想起这事，还觉得心里恨恨的，尽管我知道是对的。 
    在一年夏季的新兵训练中，由于紧张，一个新兵在手榴弹实弹练习中失手，掉在了自己跟前，班长迅速把他扑倒，教导队长则直接捡起手榴弹扔了出去，手榴弹瞬间爆炸，队长身负重伤，医生说幸亏他“皮糙肉厚”才捡了条命，距心脏只差那么一点点。经历了这件事，我开始慢慢理解了爸爸和战友们之间的感情，那真是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我至今记得爸爸手下有一位电台台长，他主动申请去了中越边境前线，半年后，我在军报上看到了报道他英雄事迹的文章，题为“将门虎子”，他冒着炮火抢修通信线路，保障了战时通信，光荣负伤，荣立二等功。后来转业回到沈阳，因战功得到了省政府的特殊安置，给予了非常好的工作环境和岗位。20多年后，这位叔叔专程到家里来探望生病的爸爸，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容貌未改，风采依旧。 
    有一段时间，部队内部传达可能发生地震的消息，恰逢新兵训练期间。于是大院里全部楼门大开，灯火通明，新战士们都打着背包，着装整齐地睡觉，营区里到处是值班的双岗和巡逻队。爸爸和他的兵们都睡在汽车上，随时准备拉动，气氛非常紧张。由于家里只有我和妈妈，爸爸战备没法照顾我们，家里有一张上下铺的铁床，他特意拿回一个垫子，让我睡在床底下，妈妈睡在下铺。当时我想，没事，真要发生地震了被埋在下面，肯定也是第一时间被救出来，因为这个院子里住着上千军人，他们还能让军人家属和孩子受委屈？我们这个靠山可实在太大了，哈哈。 
    九十年代中期，爸爸脱下了军装，我们离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部队大院，回到了地方。军营的人、军中的事，融入了我们太多的泪水、太多的欢笑，唯有记忆永恒、历久弥新！